然在朱子，则终未于此作决定说。

无论一个人采取哪条途径，只要他能够通过养性实现道德转化，他就成为了一个君子。除了它的道德－精神深度外，在《论语》中体现出的这种新伦理也展示出了迥异于之前礼之伦理的静态特性的动力机制。

史华慈认为，这个轴心时代的突破最早发端于西周早期，即公元前12世纪或公元前11世纪。因为在古典儒学里天命说的内在化中，性是作为天与人联系之支点的。如果把轴心时代的突破划定在周晚期，即公元前770年之后，至少在考量古典儒学时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能够指向突破这一宇宙论神话的新发展。只有天子才能在人类秩序与宇宙秩序之间进行调和，并缩小应然秩序与实然秩序之间的差别。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这一差别的一些感知以及与之相连的批判意识在更远古时期的文明当中就已存在，例如，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古埃及文明，而在那两个古代文明地区轴心时代的突破没有发生。

另外，仁被描述成君子生活当中任何时刻都不能缺少的，无论那时刻他的生活有多么紧张忙碌和颠沛流离。在孔子对这一概念的不计其数的谈话中，仁总是与某一些特定德行联系在一起的。惠栋对易学的贡献，主要在于钩稽汉《易》史料方面，以守成为主，缺乏新见。

有以心学解《易》者，如陆九渊、杨简。而对儒学《易》、史学《易》等义理之学的著作，四库馆臣基本上是予以肯定的。⑦《周易郑康成注》提要云： 考玄初从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从马融受费氏《易》，故其学出入于两家。其中，《总目》对系统辨析图书之伪的《易图明辨》评价最高，认为其书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总目》，第40页)。

在四库馆臣看来，汉宋经学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周易》《尚书》《诗经》的研究上，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提要云：宋以来说《五经》者，《易》《诗》《春秋》各有门户。也就是说，无论是作《易》还是解《易》，都要兼顾象数与义理。

四库馆臣推天道以明人事，与此书重视人事的易学思想也是有关联的。(一)对图书之学的评价 在四库馆臣总结的易学两派六宗中，与禨祥之学同属于《易》外别传的，是宋《易》图书之学。卦气说是以阴阳五行解释《周易》，并用六十四卦和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相配。而《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易学观的形成，主要受乾隆钦定《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易学观点的影响。

(《总目》，第35页)这种学术立场，正是四库馆臣编纂《总目》时所遵循的。有以史学解《易》者，如李光、杨万里。四库馆臣对历代易学著作的评价，都是以此原则为本的。费直易学以象数为主，被四库馆臣称为象数之正传(《总目》，第44页)，而费直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应已开始注重义理的阐发。

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本于《周易，系辞》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即通过推衍天地运行之道，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的日常行为。入清之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和胡渭《易图明辨》等都是专门辨图书之伪的专著。

四库馆臣认为应麟能于散佚之余，搜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可谓笃志遗经，研心古义者矣(《总目》，第2页)。三、《总目》经部易类对朴学易的评价 思想所谓朴学易，是指以考证的方法研究易学，在《总目》中主要指清代前期的考据易学。

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四库馆臣对惠栋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在钩稽史料方面的贡献，认为栋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而对《总目》易学观影响最大的，是《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的易学观点。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皆宗朱、蔡，牧之图几于不传。全书纲领，具于斯矣(《总目》，第35页)。(15) 又如，《黎君易注序》云： 余校定秘书二十余年，所见经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滥，大抵汉《易》一派，其善者必由象数以求理。

或舍弃理者，必流为杂学。(三)对禨祥之学的评价 《总目》在积极评价汉代田何易学、费直易学的同时，对始于汉宣帝时期的京、焦禨祥之学则持批判态度。

直到古文经学大师马融、郑玄先后为《周易》作注，古文《易》才逐渐取得压倒今文《易》的声势。术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

所以，整体而言，《总目》在易学上是兼取义理与象数，而折中汉学与宋学的。而《周易》太卜之遗法及其继承者田何易学、古文易学，则较为符合四库馆臣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观，所以得到了四库馆臣的正面评价。

(《总目》，第916页) 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评价，四库馆臣继承了清初《易》图辨伪派的观点，认为《易》图其实出于宋初道士之手，如《易图明辨》提要云： 初，陈抟推阐《易》理，衍为诸图。至于以心性之学、以狂禅解《易》，则都是四库馆臣批判的对象。(《总目》，第5页)此处只是做事实的判断，未涉及价值的判断。进入专题： 四库全书总目 易学观 易学 。

整体而言，《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对于汉代易学的这种发展倾向，四库馆臣是全面否定的。

(《总目》，第294页)也就是说，汉学以考据为主，宋学以义理为主，这也是清代考据家被称为汉学家的依据。⑤其学术风格整体上与田何一派相近，但在经书文字上有所差异。

而清代盛行的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钩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12)清高宗影响《总目》编纂的方式是多样的，就易学思想而言，清高宗御纂钦定的《御纂周易述义》的地位非常重要。

如解《乾》九二曰：‘九二刚中，变《离》，文明。如果说《总目》贬抑宋《易》，那主要是针对图书之学，以心性之学、狂禅解《易》等易学倾向，如《御纂周易折中》提要所说：故数者《易》之本，主数太过，使魏伯阳、陈抟之说窜而相杂，而《易》入于道家。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然其时去古未远，要必有所受之。

而一直在民间流传的费直古文《易》逐渐发展壮大。焦赣直日用事之例，云出孟喜，而孟喜之徒又以为非。

所以，四库馆臣的学术倾向对《总目》易学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纪昀身上。汉《易》禨祥之学在汉代前期今文易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新的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卦气说。

(11)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第10页。《总目》全书的类序都出自纪昀之手，诸书提要也由纪昀增删定稿。